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就像一段时间人们喜欢穿喇叭裤，一段时间喜欢穿超短裙，一段时间喜欢穿中山装，一段时间喜欢穿牛仔装一样。
处于唐宋交替之际的五代十国，就形成了一种怪里怪气的风气，收养义子（假子），也就是干儿子。朝野内外，趋之若鹜，以至于成为社会上层的一种风尚，就像魏晋之时人们以清谈为乐一样。为此，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撰修《新五代史》时，还专门写了一个《义儿传》，可见风气之盛，影响之广。
所谓太保，本是一类人的称呼，本身是个中性词，但是后来不知为何带上了贬义的感情色彩，可能是因为“盖世太保“这个名词。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历史上收养义子历朝历代都有，为何只在五代如此盛行呢？先来看看到底收养义子风气泛滥到何种程度——
首先，皇帝、王侯收养假子。如梁太祖朱全忠、唐庄宗李存勖、唐明宗李嗣源、晋高祖石敬瑭、周太祖郭威、前蜀高祖王建、闽太祖王审知、北汉睿宗刘钧等，无不如此。其中前蜀王建收养的假子最多，达42人之多，这些还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的人，漏于记载的还不知有多少。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扬名史册的杨家将中的杨业也位列其中，他在北汉时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收为假子，改名刘继业。入宋以后，才恢复杨姓。
其次，大将、节帅收养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可以确定为其假子的，就有十几个人，分任亲军将校或节度使。其中不乏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李彦韬，本名温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一空，包括唐太宗的昭陵，受到了历代史家的鞭挞。类似李茂贞这样大肆收养假子的将帅还很多，如河中节度使王重盈、后梁宿将霍存、邠州节度使杨崇本等。
再次，富人、豪强收养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先投靠朱全忠，后又归顺后唐，历任禁军大将、节度使。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养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再次被收养，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一时期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也深刻地感染了这些被收养的假子，他们纷纷仿效养父的行为，也开始为自己收养假子。
不仅如此，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为假子外，还有一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
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
在十国的帝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也是一个假子，他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被汉睿宗刘钧收为养子。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本姓何，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
其中，最最有名的当属晋王李克用的“十三太保”。
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是沙陀人，英勇善战，在镇压黄巢起义军中曾发挥过决定性作用。李克用曾收养了一大批假子，就是民间传说的以“十三太保”为核心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李克用集团的骨干，是其赖以成功的基本力量。
关于十三太保，托名罗贯中编著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一书中有不少篇幅描写他们的英雄故事。元代，关汉卿写过《哭存孝》、无名氏写了《存孝打虎》剧作，主要描写了第十三太保李存孝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香港拍摄了《十三太保》的武侠电影，80年代又拍摄了同名电视剧，至于类似题材的新小说也很多，从而使十三太保的故事影响很大。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仅是史书记载可考的，可谓仅是冰山一角。但即使如此，也已令人目不暇接、真假难辨。不过，这已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粗看起来，五代十国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打上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
关于历史上收养假子的现象，早在先秦就已存在，通常人们收养假子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继承家族地位和财产，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象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儿子，所以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按照一般的理解，被收养者应该是无依无靠的孤儿。但令人咋舌的，这些被收养者大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相反，还是成年的几十岁的生活强者，很有一定地位之辈。
综合以上这些来看，之所以收养假子，其目的已经昭然若揭：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如欧阳修所指出的——“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完全是因利益而纠合在一起，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组成同盟，攫取利益。
因此，这一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或握有较大的兵权。就是说，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就是这种社会风气背后隐藏的历史真相——直接的政治利益交换。
追究其原因，儒家思想发展至此已呈式微之势，社会上下均对儒家纲常思想不太重视，甚至忽略了。其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六亲不认，有权便是爹，有奶便是娘，不讲伦理纲常，连父母给的姓名乃至发肤身体也可以给别人。因此，出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那就见怪不怪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朝野上下视人伦关系为儿戏，抛弃自己的亲人、宗族，为了个人私利，甘愿认他人为父，甚至认贼做父，只要能找到好的为己所用的好苗子，被收养者只要能找到好的靠山可以飞黄腾达，至于其他什么“礼义廉智信”均可抛到脑后。对此，欧阳修在《一行传序》中精彩地描述道：“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
由此可知，五代十国出现这种“世道衰，人伦坏”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而当今之世的儒家思想的大打折扣也决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还不加强相应的教育，真正出现“人伦崩坏”的局面，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与秩序的剧烈动荡，所谓“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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